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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年会1981年春节黄克诚为何要破例请人吃饭为何饭桌上还要给人道歉

发布时间:2025-01-13 22:29:08

  世人皆知黄克诚同志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党人,担任常务期间,对党风党纪要求极其严格。1981年,他曾严厉批评下属用聚餐的行为。然而就在同年春节,这位一向"两袖清风"的老将军,却破天荒地要请秘书一家吃饭。更令人不解的是,在饭桌上,这位威名赫赫的开国大将,竟然向秘书一家道起歉来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?让我们走进那个特殊的春节,一探这位老将军的为人处世之道。

  1902年,黄克诚出生在湖南永兴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6岁开始,他就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活。在那个年代,能够读书识字对于贫苦农家子弟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。然而,黄家几位叔伯看到黄克诚聪明好学,便决定每家每年贡献一担谷子作为学费,供他读私塾。

  1922年,在完成了私塾和高小的学业后,黄克诚考入湖南第三师范学校。正是在这里,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,经过三年的探索,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。1925年,他加入了中国党,由此开启了生涯。

  1926年,黄克诚参加北伐战争,这是他军旅生涯的起点。两年后,在湘南起义中,他参与领导了永兴。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他带领部分队伍成功突围,辗转找到了朱德、陈毅的队伍,随后一同上了井冈山。

  在井冈山时期,黄克诚担任中国工农军第4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。1930年,组织把他派到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工作。在这段时期,他先后担任师政委、军部主任等职务,参加了历次反"围剿"战斗。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,黄克诚在华北战场上开展游击战。他先后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、第4纵队政委、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。在这期间,他带领部队在敌后开辟根据地,打击日寇,成功地保存和发展了力量。

  解放战争时期,他转战江南,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,指挥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前后,毛主席三次亲自任命他担任重要职务:天津市委兼军管会主任、湖南省委兼湖南军区司令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。1955年,他被授予大将军衔。

  "文化大"期间,黄克诚遭受冲击。但是在1978年,他重返工作岗位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,他被增选为中央委员,随后又当选为常务。此时的黄克诚已年近八旬,双目失明,但他依然以惊人的毅力投入工作,着手处理大量积压的冤假错案,整顿党风党纪。

  在担任常务期间,黄克诚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,对党风党纪问题毫不妥协。即便是一些看似很小的问题,他也都严格要求。正是这样的工作态度,为后来那个特殊的春节埋下了伏笔。

  1981年的腊月二十九,办公室来了一份特殊的请示。这份请示是来自黄克诚的秘书李同志,内容是关于大年三十值班的安排问题。按照惯例,每年除夕夜都需要有工作人员值班。这一年,轮到李秘书值班。

  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然而就在当天上午,黄克诚得知这个安排后,立即叫来办公室主任,详细询问了值班人员的具体情况。当他了解到李秘书已经连续三年除夕值班时,当即表示要调整值班表。

  办公室主任向黄克诚汇报,李秘书主动请缨值班,是因为他住得较近,且家里只有妻子和一个上小学的孩子。其他同志大多是外地来京工作,过年要么回老家,要么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。李秘书考虑到同事们的实际困难,便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。

  黄克诚听完汇报后,立即指示办公室重新安排值班表。他说:"过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,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和家人团聚。不能因为李同志住得近、家里人口少,就让他年年除夕值班。这样做不公平。"

  然而,当新的值班安排下发后,却在机关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。有人说黄克诚同志太过于仁慈,破坏了组织纪律。也有人说这样做会影响其他部门的值班工作。这些议论很快传到了黄克诚的耳中。

  面对这些质疑声,黄克诚并没有动怒。相反,他在当天下午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。在会上,他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考虑。他指出,组织纪律确实重要,但也要考虑到人情因素。一个人连续三年除夕值班,即便是自愿的,也不应该成为理所当然。领导干部要善于发现问题,及时纠正不合理的现象。

  更令人意外的是,黄克诚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一件往事。那是在延安时期,他曾经因为工作需要,连续两年除夕都在外地执行任务。第三年,得知这个情况后,特意安排其他同志替他值班,让他能够回家过年。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  会议结束后,黄克诚又专门找来李秘书,向他详细了解了家庭情况。得知李秘书的妻子在一家工厂上班,女儿今年刚上小学二年级,平时就靠李秘书的母亲从老家来帮忙照看。但是今年李母身体不适,无法来京。这更加坚定了黄克诚要让李秘书在除夕休息的决定。

  就这样,在黄克诚的坚持下,新的值班安排得以执行。李秘书终于可以在三年之后,重新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。这件看似普通的小事,实际上折射出了黄克诚为人处世的原则:既要讲组织纪律,也要讲人情事理;既要严格要求,也要体恤下属。这种处事方式,也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。

  正月初一的早晨,黄克诚一反常态,主动提出要请李秘书一家到家里吃饭。这个提议让秘书处的同志们都感到诧异。要知道,就在前几天,黄克诚还因为机关食堂举办年夜饭的问题,严厉批评了相关负责人。

  事情要从腊月二十八说起。那天,黄克诚得知机关食堂打算组织一场规模较大的年夜饭活动。据了解,不仅要求全体在京工作人员参加,还打算采购一些高档食材。黄克诚立即叫来后勤负责人,当场指出这种做法有悖党的纪律作风。

  在那次谈话中,黄克诚明确表示:"是管党纪的部门,更应该带头遵守各项规定。吃喝不是小事,现在群众对这种情况意见很大。过年应该回家和家人团聚,不应该用大摆宴席。"最终,这场年夜饭活动被取消了。

  然而,就在批评完这件事的第三天,黄克诚却主动提出要请李秘书一家吃饭。这个决定的背后,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原来,在大年三十那天,黄克诚通过办公室了解到,因为值班安排的临时调整,李秘书虽然得以在家过年,但因为时间太晓,没来得及准备年货。

  更重要的是,李秘书的爱人在工厂上夜班,直到除夕晚上九点才能下班。女儿年纪小,一个人在家也不方便。结果这一家三口的年夜饭,就简单地煮了几个饺子,连个像样的菜都没有。

  当黄克诚了解到这个情况后,立即决定要好好补偿李秘书一家。他特意叮嘱自己的警卫员和家属,要准备一些家常菜,但不要太铺张。他说:"这不是吃喝,是我个人请客,但也要注意节俭。"

  正月初一这天中午,李秘书一家如约来到黄克诚家中。餐桌上摆着八个家常菜:一个红烧肉、一个清炒白菜、一个炒豆芽、一个花生米、一个凉拌黄瓜、一个土豆丝、一个炒青菜,还有一个排骨汤。菜不算多,但都是家常便饭。

 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,年近八旬、身为开国大将的黄克诚,在饭桌上郑重地向李秘书一家道歉。他说:"因为我的原因,打乱了你们原本的值班安排,结果让你们连个像样的年夜饭都没吃上。这是我工作考虑不周到,向你们道歉。"

  这番话让李秘书一家深受感动。在场的警卫员回忆说,那顿饭虽然菜品普通,但气氛却异常温暖。黄克诚还特意让警卫员给李秘书的女儿夹菜,询问她在学校的情况,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。

  这顿看似普通的家宴,实际上体现了黄克诚对待公私关系的严格区分。他在公事上秉公执法、严格要求,但在私人场合却处处体现着对下属的关怀。这种既严又温的处事风格,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。

  在这顿特殊的家宴上,黄克诚和李秘书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谈话。饭后,黄克诚让家人和警卫员收拾餐桌,独自带着李秘书来到书房。这个书房并不大,只有一张老式的办公桌,几把木椅,和一排装满书籍的书架。

  黄克诚首先谈到了这次值班调整的事情。他说,这件事在机关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,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工作纪律。但他认为,正确处理组织纪律与人情关怀的关系,恰恰是党的干部必须掌握的工作方法。

  接着,黄克诚向李秘书讲述了1936年发生在延安的一件事。当时,他担任某部队的政委,遇到一个战士因为连续三个月没收到家信而情绪低落。按照纪律,战士在岗位上要集中精力,不能因私事影响工作。但黄克诚却特意派人到那名战士家乡打听情况,最终发现是邮路被敌人切断导致信件延误。了解后,那名战士不仅恢复了斗志,还在后来的战斗中立下战功。

  黄克诚说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组织纪律不是冰冷的条文,而是要充满人情味。领导干部要善于在严格执行纪律的同时,体察下属的实际困难。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。

  随后,话题转向了当前的党风党纪建设。黄克诚指出,作为党的机关,承担着维护党纪党规的重要职责。但在执纪过程中,既要坚持原则,又要讲究方法。他特别强调,查处违纪案件时要实事求是,既不能大事化小,也不能小事化大。

  黄克诚还谈到了自己在担任常务期间的一些工作经历。他说,有些同志在处理问题时容易走极端,要么过于严厉,要么过于宽松。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党的建设。正确的做法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既要看违纪行为的性质和后果,也要考虑违纪者的认识态度和改正表现。

  在谈话即将结束时,黄克诚专门提到了吃喝的问题。他说,前几天批评机关食堂组织年夜饭活动,是因为这涉及使用,必须严格把关。但今天请李秘书一家吃饭,是他个人的行为,用的是自己的工资,这是两码事。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,但也要保持正常的人情往来。

  这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。通过这次谈话,黄克诚不仅向李秘书解释了自己对待公私关系的原则,也传授了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。这些内容,远远超出了一次普通的节日聚餐的范畴。

  这次谈话后,李秘书对黄克诚的为人处世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在此后的工作中,他经常回想起这次谈话的内容,这些话语成为他工作中的重要指导。

  1981年正月初三,黄克诚在整理书房时,翻出了一个旧笔记本。这个笔记本记录了他自1978年担任常务以来,遇到的一些典型案例。在这些案例中,他特意将李秘书值班一事详细记录下来,并在旁边标注了几点思考。

  这个笔记本的内容很快成为了一份重要的工作参考。在当年二月份的办公会议上,黄克诚提出要在全委范围内开展一次工作作风检查。他拿出这个笔记本,以李秘书值班事件为例,指出机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
  黄克诚认为,李秘书连续三年值班的情况之所以没有引起重视,反映出机关工作中存在制度执行机械化的问题。他说,一些干部把执行制度等同于墨守成规,缺乏灵活性和人性化考虑。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重视。

  在这次会议上,黄克诚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。第一,要建立轮岗制度,保证值班工作公平合理。第二,要注意特殊情况的灵活处理,既要保证工作正常运转,又要照顾干部实际困难。第三,要定期检查制度执行情况,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
  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落实。到了1981年年底,机关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值班轮换制度。这个制度规定,除非特殊情况,任何人都不能连续两年在重要节日值班。同时,还建立了值班补贴制度,对节假日值班人员给予适当补助。

  更重要的是,这次制度改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值班安排的范畴。从1982年开始,机关陆续修订了一系列工作制度,包括考勤制度、请假制度、加班制度等。这些新制度都体现了既要严格要求,又要体恤下属的原则。

  在制度修订过程中,黄克诚多次强调,制度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他说,任何制度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,关键是要把握好原则。比如,在处理干部请假问题时,既要防止无故旷工,也要考虑实际困难;在安排加班工作时,既要保证任务完成,也要注意劳逸结合。

  这些制度改革产生了明显效果。据统计,1982年机关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,干部队伍的凝聚力也有所增强。一些其他部门的同志来机关参观学习时,都对这些制度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  到了1983年,这些经验被进一步推广。中央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,请黄克诚介绍机关的制度改革经验。在座谈会上,黄克诚特别提到了李秘书值班这个案例,说明一个小案例如何推动了大范围的制度改革。

  这次制度改革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。在机关,严格制度与人性关怀的有机统一,已经成为一种工作传统。而这一切,都是从一个普通干部的值班安排开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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